報導:李佳殷 /編審:詹尹州

 

什麼叫「公益」?

 

21世紀有一個很流行的熱門語叫:做公益,而證嚴法師靜思語中「最幸福的人就是能寬容與悲憫一切眾生的人。」點出了這現象的成因。

公益就是有關社會與民眾的福祉,是基於利他心態的情事;當社會物質水平越提升、民眾越講究心靈的美滿與幸福,利他事件就越容易產生。據東吳大學心理系楊牧貞與陳沐新的一份期刊研究顯示:利他意願在心情上具有調節負面情緒的作用;而另一位政大教育系余民寧教授參考正向心理學之父Martin E. P. Seligman典論而撰的<幸福心理學>一書,亦指出幸福感的來源有一種屬靈性的範圍。

(給予與幸福示意圖。取自Pixabay)

當做公益會給我們好心情,然而,走在街頭常見的各樣公益團體勸募總綁著義賣的活動配套,沒有能帶點東西回家的勸募似乎難成功,要陌生人直接捐出五十元與讓他掏出一百元買義賣品回家,前者匯集到的「意願」似不如半買半相送那樣「順道有益」的人數多。

心情上,因為沒有「回收」的公益基本上是一種近全然的奉獻能力,也是多數人無法做到的原因。但一方面同時由於人性本善,因此人在無法全然無私的給予與願意支持之間,做公益這件事,於焉開始在世上形成複方。

 

最難的公益  以身相許

 

有一種公益其實深深關係人類全體福祉,卻鮮少人管也最「見不得光」,甚至連公開宣傳鼓吹都很少見,叫做:「捐大體」。

醫學本是研究人類的學問,獲注越多資源造福的將是人類本身,但無論在東西方,捐贈遺體的風氣都很難「流行」,探討無法成熟的主因,除了因親屬死亡時已帶來的重大哀傷需要平復,一想到要讓珍重的象徵–遺體,交由一群陌生人任他們像工具般的使用,無疑是更雪上加霜。

 

轉無用為大用  關鍵在尊重

一買一賣做公益,還有東西拿回家;然而捐大體這種事若說是做公益,則完全無法用任何「回收」去鼓勵,否則將完全損失了意衷;要能讓民眾從不敢捐大體、到能有外在因素幫助突破生死的傳統藩籬;除了用「做善事心情好」的理由說服、更需要有強大的同理心來幫助奉獻自己、跨越這不易障礙。

早年,台灣醫學教育制度下大體解剖學課的「教材來源」多半是無名屍;1995年起慈濟醫學體系注視到這個現象投入改革,讓捐大體不再是冷冰冰的印象,而是透明化並能令人心安的形式;過程藉由醫界醫學生一起加入對大體老師本人的緬懷、認識,與對其甚至家屬的感恩、尊重、和愛;透過正向的能量介入去洗刷死亡本來帶來的不捨與傷感,幫助家屬有決定的勇氣!

同時因為大體老師用默默無聲的方式將自己「全然給出」,讓學生能在日後成為造福更多人的醫師角色,利他又無任何好處返於本身的楷模,又被尊稱無語良師。

(推廣遺體捐贈不遺餘力的慈濟大學副校長曾國藩。 取自慈濟基金會Malaysia分會)

 

這股在台灣推動遺體捐贈的印象轉化,一度獲得了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以頭版標題:「在台灣帶動了大體捐贈熱潮;醫學生跟家屬密切互動,扭轉人們對遺體捐贈的看法。」飽受譽評,甚至時至2011年,台灣志願捐贈遺體供醫療教學使用的大體數成為全球之冠。

 

關於 大體老師和幾個故事

然「寧願學生在我身上劃錯二十刀,也不願學生畢業當醫生時,在病患身上錯劃一刀。」的大愛精神,其實不只發生於慈濟。台大醫學院解剖教室前,就有一道大體老師捐贈姓名牆,其中,台大第一位台灣籍眼科學教授楊燕飛就是箇中的一位。他在晚年因病去世、願意捐出自己的身軀浸泡在福馬林池,徹底貫徹不但生前樂於行醫救人,死後更願意續當老師,以自己讓醫學生能正確認識人體構造。

而另一位年紀輕輕的少女,也不乏有此大愛精神,她是國二時被確診罹患罕見疾病「先天性高免疫球蛋白E症」的簡文欣。成長過程一路上飽受化放療辛苦,26歲那年不敵病魔離開人間,她臨終前交代媽媽「只要可以捐的東西,都要捐」;媽媽眼裡的簡文欣是:終生都一直很努力的幫像自己一樣需要的人;而大體,成為她遺留給人間的最後一項公益。

 

傳播生死 紀錄片打破恐懼

當同樣屬於死後進行的器官捐贈已普遍於傳播媒體所熟悉,有部關於大體的紀錄片也在2017年上映了,那是導演陳志漢所拍攝的<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他擬材跟拍長達一年以上的時間,呈現捐大體這件聽來嚴肅、看來沉重,誰都怕做錯的決定;紀錄片中關於大體老師家屬的親身經歷跟感受,意外引起不少熱烈迴響。而當初他本人在群眾集資平台所刊登階段性集資40萬的拍片計畫,卻只獲得2個人響應、6千元的贊助回應而已。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紀錄現場照。 取自官方臉書)

如今這部關於大體老師的紀錄片,也參與了加拿大的Hot Docs國際紀錄片影展,深受當地資深影評人的推讚。陳志漢認為,透過遺體捐贈去看關於愛與決定的故事,能幫助人因此凝視死亡,瞭解生命。所以每回校園輪播、各縣市的包場放映,他都感到相當有意義。

有人在<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的粉絲團留言:「謝謝導演以這麼深刻的影片為我們開拓生命教育的內涵。第一次接觸,學生紅了眼眶。」一位慈濟大學醫學系解剖學科的何翰蓁教授則寫網誌推薦說自己雖然從事解剖教學十多年、紀錄片中的一切並不陌生;但從大體捐贈到課程結束後的火化入土,她也曾不禁懷疑:這一連串漫長的過程比尋常人家辦喪事來說,家屬是否是種折騰?然,「原來,漫長的等待不見得是折磨,這樣特別形式的存在好似生命的延續,甚至,它也可能是讓家屬收拾心情、彌補家人關係的契機。」此片讓她更加釋懷。

雖然陳志漢導演的初衷並不是想一昧鼓勵大家「捐贈遺體」,而是希望觀眾透過面對死亡,來領悟如何好好地「活著」。然而,當我們可以勇於思考並討論死亡的時候,死亡所帶來的巨大未知害怕而選擇的封閉行為,也將如黑盒子被打開般,釋出陽光、希望、和新形式的意義。

 

不敢做的公益  最幸福的存在

 

過往,遺體物化是大體捐贈上最為人不能接受的疑慮,但是透過尊敬捐軀大體老師的態度,與有溫度的「使用」這位大體老師的作為;死亡,開始從單一生命發生的遭遇昇華為「利他」且能同時「擁有愛」的最高幸福層次,甚至連家屬也多出一段時空能在特別的處境裡擁有一段與逝者遺體極度接近、甚至靜默對話,調適摯愛親人已經離開的回憶….

 

如果說,最大的幸福是付出自己、因造就了他人的福祉而感到幸福的人,那大體老師標準「只付出不回收」的公益,恐怕就是這世間最難忘、但也極值得被傳播和發酵的議題了!